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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外来人抢资源,其实他们在为大城市养老!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7-02-09  浏览次数:347
核心提示:我反问他,你有没有想过,外来人口多并不是件坏事?他面露疑惑的神情,于是我追问了一句,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谁为你养老?
有一次,我乘出租车回家。司机知道了我是大学教授后,就问我对外来人口的看法,是不是外来人口太多了?我知道他问我这个问题时其实心里是有答案的,他一定是认为外来人口太多了。
我反问他,你有没有想过,外来人口多并不是件坏事?他面露疑惑的神情,于是我追问了一句,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谁为你养老?
1、谁为大城市养老?
以上海为例,截至2011年底,全市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47.76万,占总人口的24.5%。到2015年末,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430万,比例突破户籍人口总数的30%。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人口的老龄化不只是计划生育的结果,事实上,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生育成本和抚养成本的上升已经成为人们不愿多生孩子的重要原因。收入水平高伴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这是世界普遍趋势。而另一方面,人口的健康水平也不断提高,到2014年末,上海的人均期望寿命已经达到82.29岁。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成为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一部分高收入的上海市民甚至还在向外移民,未来谁为上海人养老?出租车司机反问我,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在个人账户里交养老金了吗?我向他解释,是的,你是有个养老金的个人账户,但你的养老金账户实际上只是一个记账的账户,里面的数字作为个人在退休后享受养老金水平的计算依据,而实际上,账户里的钱已经被用来支付给当下的老年人了。当今天工作的一代退休后,他们的养老将要靠那时候工作的一代。
几年前,在严峻的老龄化趋势之下,上海的养老金常常入不敷出,每年需要财政大量补贴。上海市社保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海的养老金余额是负103.54亿元,但在2011年就变成了211.61亿元。在老龄人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为何社保资金年度余额会由负变正?
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可知,从2010年到2011年,上海市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增加,参保人数由542.87万人猛增为926.93万人,增长率几乎达到70%。这与上海市政府自2011年7月起实施的社保新政有关。根据2011年6月下发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原本强制缴纳的来沪就业人员综合保险变成强制缴纳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于是,那些本来缴纳综合保险的都变成了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当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纳增加人数为384万人,这与2010年缴纳来沪就业人员综合保险的404万人的数量大致吻合。
扭转养老金入不敷出的局面当然有很多办法,比如推迟退休年龄、降低养老金的支付水平等,但是,这些办法均是全国性的政策。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更为重要的解决办法有两条,一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要使人口的年龄结构年轻化。
通俗地说,就是要让未来的工作一代挣钱的能力更强,让每一个人平均能够负担的老人更多,同时,要让能够挣钱的人更多。所以,答案就出来了,在大城市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城市的扩容来引入更为年轻的人口以此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才不至于让未来的老年人老无所养。在上一章我就说过,如果真的按一些僵化的想法,保持未来上海常住人口不增长的话,那么,上海很快就会遇到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问题。
在上海,劳动年龄人口中已经有一半是外来人口了。
其实,由于当下的养老体系还没有做到全国统筹,虽然上海的户籍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但如果将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计算在内,上海、北京这样一些人口流入地反而是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好的,在上海,劳动年龄人口中已经有一半是外来人口了。而在人口流出地,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问题反而比较严重。退休年龄太低、导致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问题,已经在通过全国范围内推迟退休年龄来缓解了。而对于相对问题更为严重的人口流出地来说,要进一步缓解养老危机,那就只能是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养老体系的一体化,在全国水平上寻求养老金的收支平衡。
我把上面这些道理说给司机听,他说:“老师啊,你解开了我藏在心里5年的疑惑,过去我太狭隘了,只想到外地人来了抢我们的工作。现在我明白了,我们要想20年以后的事,要想以后上海怎么发展,以及谁来为我们养老的问题。”
你看,很多事情,大家之所以反对,还是因为道理没有讲清楚。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是可以讲得清楚的。
 2、农民工花的钱哪儿来?
今天,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现实问题都与我们在区域和城乡发展上的思想不够解放有关,与土地和户籍制度的改革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趋势有关。
今天人们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即要让农民致富,就要让更多的农民脱离农业进城,但这里,还有一个在哪儿进城的问题。
江苏北部一个城市的文件里写到,将当地一个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平均需要投入15—20万,包括公共和个人的投入。今后10年需要转移160多万农民进城,这样算下来需要投入2400—3200亿,这么大的投资规模,政府财力根本无法支撑。这样的困惑完全是因为人们将“城市化”狭隘地理解为“就地城市化”,如果农民可以异地城市化,并且将他们的宅基地复耕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带到建设用地产值最高的地方去,换取那里的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那个苏北城市的困惑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
不仅如此,类似上面苏北某市的市民化成本计算方式极其荒谬,农民市民化的成本被严重夸大了。据2012年由国家发改委联合各部委完成的一项城镇化调研显示,“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一时成为新闻热点。地方政府反对户籍改革的背后,是他们相信推进户籍改革并赋予农民工市民化待遇将让地方财政背上巨大的财政包袱,并且短期看没有实际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大量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研究,似乎也在佐证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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