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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临终笑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7-03-16  浏览次数:109
核心提示: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交谈的情景,叶帅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   在门外,我们偶尔能听到叶剑英的声音,其实主要是他讲,周恩来要讲出一句话是很困难的,就是讲出一句也非得贴近耳朵去才能听见。 叶帅的声音里,我听清了“邓小平”、“中央”、“军队”等单词。  
1976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发表后,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时,恰好在广播里听到了。
他让我们去买来诗词,元月2号我们又为他读这两首诗词。
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和讷讷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本文选自《走近周恩来》,作者权延赤。  
QQ截图20170316184855
文革中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  
1975年10月以后,周恩来的病情不断恶化。他整日卧床,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拧,但他始终不肯哼一声。  
他怕使我们着急不安。当疾病和病房束缚他不可能再总理天下事时,他的注意力便转到周围的人和事上。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明白,杜冷丁不能总打。他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  
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带。“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上的某一点,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有火花一迸即熄,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戎马生涯……  
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婉转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
总理过去就爱听这首歌,电影上映不久,中南海(专题)的舞会上,专门请“韩英”来参加舞会并演唱。
如今生命将息,参加过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后,就要来这首歌的磁带。在他逝前,听得最多的就是这支歌。  
他“没有保护好贺龙”,为此伤感自责,因而更加思念这位战友,爱听这首歌。  
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他希望听听那封存已久的文化艺术表演杰作。我们尽了最大努力。
这些作品封在广播电台,我们请中央警卫局副参谋长东方同志去启封,前后去录制了二三十盘磁带,拿回来给周恩来播放。
记得有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大师的唱段,有袁雪芬的越剧和侯宝林、马季等人的相声。  
有一次,周恩来被癌痛折磨得浑身颤抖,一个劲冒虚汗。我们替他擦汗,心就像被人揪扯碎了一般痛。我们也是“急中生智”,冒出一个念头,小声向总理提议:“总理,我们把侯宝林请来好吗?”  
周恩来强忍痛苦,不解地望着我们。  
“让他跟你聊聊天么。他词汇多,又会滑稽出洋相,可以给您,给您逗逗乐。”  
病痛中的周恩来虽然没有见到侯宝林,却呵呵地笑出声。大约是想起了那副“尊容”和调侃,也许是为我们冒出这样的怪念头而发笑。  
反正他是笑了!  
然而,笑声稍纵即逝。周恩来微微喘息着,吃力地说:“不要不要,怎么好麻烦他呢?不要麻烦他了……”
周恩来不肯为自己麻烦侯宝林,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怀念着他在文艺界广泛结交的朋友们。  
那是京剧演员杨秋玲被解放不久,在人民剧院演出现代戏。周恩来在杨秋玲戏校毕业时就同她认识了,不知怎么得知了她已获得解放。
一天,他用细微的声音对我吩咐:“杨、杨秋玲出来了。你们,和电台联系一下,帮我,帮我录个片段,我想看看……”  
我们立刻去联系,可是剧团推说需要请示上级。我们再去联系,他们回答说不行,推说杨秋玲要去西安演出。我们直接管这个事的仍是东方同志,他向剧团提出同行,到西安录像。
东方为总理真算尽了心,跟到西安,电视台也去了人,做好了一切准备,结果还是没录成。这与当时文化部的负责人有直接关系,真把我们气坏了。  
一国总理,勤政26年,人之将死,要看个演出录像而最终不可得!  
我向总理难过地报告:“总理,电视台录去了,可,可他们说有困难,说、说不好录……”  
周恩来没有惊讶,也没有发火,似乎早有这种思想准备。他静卧病床,凝望屋顶,仿佛那里有个舞台,杨秋玲正在翩然起舞演唱,他目不转睛地看入了神……  
总理卧床后,已经不可能完整系统地考虑国家大事。但就像碎玉一样,星星点点也仍然是玉。他时常会想起某一些片断的事询问我们。比如“现在谁负责国防科委的工作?”
“主席现在的安全谁在负责?是不是汪东兴?”“主席现在住哪儿?”“他住的游泳池有个边门是不是封好了?”
“丰泽园的后门是不是关起来了?”“你们把纪登奎叫来,我要跟他谈件事。”……  
总理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前后,必来请示汇报。  
他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总理也明白自己多活一天的意义,我至今记得他顽强与病魔作斗争,艰难地吞咽食物的情景。
他是国家和人民的“大管家”,为别人操心惯了,总是用劝说鼓励的语气对别人讲话,所以在说自己时,也好像是在劝说别人:“来,我们多吃几口,咱们数数。”他费力地咽下一口,嘴里念叨着:“一!”又咽一口:“二!”……“三!”……  
这样数数吃饭,到12月13号,总理最后数了两个数,咽下两口食物,从此就无法进食了。  
到这时,总理先后共做了13次手术。“13”在西方被视为凶数。  
周恩来曾对美国人巧解“13”。那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上海时,下榻于锦江饭店。尼克松夫妇被安排在15层,基辛格在14层,国务卿罗杰斯和其他官员住在13层。  
总理去看望罗杰斯及其助手们,当电梯在“13”处亮起红灯时,突然想到西方人最忌讳13。
果然,他走进罗杰斯的套间时,发现这些美国官员正在为“13”而生气,与周恩来寒暄时也笑得不自然,房间里闹鬼一般。  
总理聊了聊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事后,话锋一转说:“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忌讳。
不过,你们来到东方,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13’就像中国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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